以前，复旦微电子被看成是集成电路行业里突起的“异军”。不能被扶正的小“委屈”，让复旦微电子总经理施雷，在那个时候，总带点“悲情英雄”的意味。不过他本身就是个一路吃着苦过来的人，这点小委屈他现在早都不提了。如今只有37岁的他已身兼数职，既是复旦微电子的总经理，又是上海商业投资公司总经理，“本来今年可以不干了，和平眼科医院还是留我做他们的董事长。”

施雷说自己的脾气不是很好，但他确实是个勤奋也能吃苦的人，“所有外地人留在上海的艰辛我都尝过，包括民工受过的苦。”他笑着打比方说，“我刚工作的时候，上海没有房屋租赁市场。当年乔志刚在复旦南区宿舍楼顶上数星星的时候，我就在另一栋楼顶上睡觉。”

在楼顶上睡觉

“如果有人跟你说过去的时光有多么美好，一定不要相信。”施雷眯着眼睛，似乎看到1993年刚从复旦管理学硕士毕业的自己。“我们那个时候找工作也很难，我跟蒋昌建，就是参加狮城大专辩论赛获最佳辩手的那个，都曾在同一时间，揣着个简历，到处被弹回来。”

“被弹回来了，很正常，接着再找。”一来二去，朋友给他提供了刚刚成立的上海市农业投资公司的招聘信息。于是他极为热情地跑去推销自己，“那个时候投资公司好啊，大家都想去。”于是他又积极地写了保证书，“保证不要单位为我的住房操心，保证不让单位为我的户口操心，立此为据，还要找个保证人。”那个时候施雷的心态就是，留在上海长经验，不给钱也干活儿。

施雷的父亲是上海人，年轻的时候自主支援贫困地区，最后在偏僻的农村安了家。施雷本科读中国科技大学的时候，父亲就觉得他应该去上海。后来读复旦留在上海，也算是还了父亲一个心愿。当然更重要的是，施雷越来越喜欢上海，“因为它给勤奋的人很多机会”。

施雷保证了不要单位解决住房问题，但还是要睡觉啊。

那时，上海还没有房屋租赁市场。夏天，他就住在复旦南区宿舍楼的楼顶上；天凉了，就打游击，去同事家借住几天，或者去师弟们的宿舍楼里借住。“不光是我，乔志刚也在楼顶上住过。我看他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在楼顶上数星星。我估计那个时候，我在另一栋楼顶上睡觉。”毕业后接下来的3年里，施雷东奔西走，搬了6次家，他的所有家当都装在一个皮箱子里。3年以后，施雷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屋了。到现在，他对自己的住房要求也不高，“下雨的时候，看看天花板，不漏雨；看看地板，不渗水，就放心了”。

1997年初的时候，施雷升为发展部副主任兼期货部的经理。然后农投的高层人事大变动，施雷说原来的总经理邬健庄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工作很细致的人”。于是“死心眼”的他也就萌生了去意，他打算去一家薪水丰厚的金融机构供职。正好那个时候，上海商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晓宏约施雷喝茶，“我跟陈总是1997年在日本培训时候认识的，我被他的一句话感动了。他说，别人给你的条件我都给不了，我现在也不是非常顺风时期，我只是需要朋友来帮忙，如果你愿意做朋友的话，就来吧。”在上海独自打拼，处处都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没人把他当作朋友，陈晓宏的话，第一次让施雷感到，一个新上海人，风风雨雨都经历了，有一个人对他袒露心扉，“而且这个人的人品又非常好”。于是，施雷一下子就决定去商投。

吵出个总经理

施雷说自己的个性很强，所以很多人都想看看他的领导是什么样子的人。“其实，我跟陈总吵架吵得最多。但是后来他选了我当总经理，这也是商投的一个美谈。”施雷掐掉烟头，摸摸脑勺，“那个时候还真是想不通，为什么会选我。我跟他吵架吵得很厉害，直接吵的。”

他现在知道了这是商投的整个企业文化造就的，总经理的责任就是，让大家在比较宽松的环境里发挥出最高效的能力。不过，施雷跟下属和外界的交流并不多，“这一点我受陈总的影响，交流过多会造成干扰，很多时候靠默契。”他把这种默契比喻成跳交际舞，一个小小动作的暗示就能达到沟通和配合的效果，“过去我做副总的时候，跟陈总的私交非常淡。”有时候，陈晓宏跟施雷交心的时候，说“我有两个地方比你强，一是我吃得苦比你多；二是我挑的接班人比你挑的好。”第一点，施雷承认；第二点，施雷知道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陈总给我的启示是，做事情，你只要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半。”

去商投半年多以后，1998年，身为商投下属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施雷发起微电子。与IC设计的缘分，其实从本科时就开始，“中国科技大学把每个人都往科学家的路上培养，现在我有的同学在耶鲁做数学教授，有在联合国做专家的，搞生物的、经济学的都有，还有一个人最神奇了，他去中科院的地理研究所搞南极探险”说起这些校友，施雷略带调侃的语调，“我是上海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每年都组织活动，一起聊天，或者谩骂母校。”施雷所在的管理系与数学系一起上数学课，与物理系一起上物理电路课，他对集成电路也就了解不少了。在复旦读研究生时，他又与叶仰林教授成立的复旦集成电路实验室的人混在一起。成立复旦微电子，施雷要感谢的人太多，“叶老是我很敬重的人，我在办公楼二层还给他塑了个铜像。”另外，陈晓宏和现任浦发银行董事长张广生也给了很大支持，他们都不太懂技术，但是信任施雷，张广生说，“好，具体细节不听了，只要对科教兴市有帮助，我们都支持。”

生活需要管理

“我给很多人的印象是，我是一个凡事都很顺利的人，有朋友还以为我是干部子女”，其实施雷想说的是，生活是需要管理的。

复旦微电子刚创立的时候，企业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职业化转变过程。最早的办公地点在复旦大学里的一个50余平方米的小房间。而现在的办公室在复旦科技园里有一整栋，施雷的办公室也布置得精美。墙上是好朋友送的硬笔画，还有“昔时如金”的书法镜框，杨浦区政协送给他的船舵工艺品。“办公室是接待客人的地方，需要讲究一点。”创业初期，施雷采取的是铁腕管理风格，就像一种军训，“想做一番事业，需要坚强意志。商场如战场，学校文化的松散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没法生存，职业化总比业余的要好”，而公司渐渐成熟起来以后，就可能向别的风格转变。

“开启大学生恋爱先河的可能就是我”，中国科大校园里出现的最早的一对就是施雷和他现在的太太，“我和我太太是中学同学，曾经她成绩比我好，后来我的成绩比她好。”施雷的观点是，一个男生连女孩子都追不到，就说明他没有打动别人的能力，“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得不到重用。”

施雷1米87的高个儿，从中学时就开始打排球。不过从来只是当作业余爱好，打着玩儿。“从小学到研究生，我从不参与官方活动，也就没当过官儿。”在学校的时候，他还是超级驴友，“背个包，买张站票，住同学的寝室，在他们的食堂吃饭，成本低的很”。现在打排球凑不起人，而医生又建议他每周运动，他就发展出一个新的爱好，打羽毛球，来管理自己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