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引资金的时候，喜欢我们的人说复旦微电子做得多好，投资他们没错；不喜欢我 们的会说，复旦微电子那么差，投资我们更合算。总之，不管你说我好还是不好，都不得不 提到我们。”在去年的上海IT青年10大新锐评比揭晓的时候，施雷这样说。作为上海复旦 微电子股份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施雷颇有传奇色彩，很难想象没有施雷的复旦微电子会是什 么情形。台湾IC圈内有一种说法：“如果你要到祖国大陆投资，就先找施雷谈谈，听听他的 建议。”施雷自己的说法是：“很多人说，复旦微电子就是一家小公司，不错，我们开始的时 候规模不大，但上海怎么会成为IC产业的重镇？我们是参与其中的。”

“异数”成就的创业者

促成施雷进入IC设计业的因素看起来都是“异数”。这与复旦大学的叶仰林教授和他的 复旦集成电路与系统实验室有关。

1985年，叶仰林教授联合其他几位老师从复旦贷款100万元人民币，建立复旦大学专 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实验室。“起因是叶老师他们自己想搞集成电路设计，就用了这样一个非 常规的做法。”1993年，联想看好该实验室，有意投资，1994年4月，联想、复旦和上海长 江集团三方签署《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合作意向书，简称“联海计划”。1994年底，由于 种种原因，三方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合同签定期被一再延迟，并最终流产。

1990年从中国科技大学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施雷也非常关注这个实验室。1995年发 生的意外事件对施雷的事业来说至关重要，“我在1994年底就想干了，结果一直到1997年 才做成！”施雷说如果复旦微电子诞生在1994年，“上海的IC产业至少和台湾处于同一起跑 线”。1995年，“联海计划”正式流产。实验室面临发展问题，人员开始向美国流失，“人都 快走光了”。这些意外让施雷只能“起大早，赶晚集”。

1997年，施雷投资实验室的夙愿终于实现，他加入上海市商业投资公司后，该公司投 资380万元，施雷和他的团队个人出资250万元，复旦的无形资产折算成370万元，1998 年，复旦微电子成立。在很多人看来，这么一点钱就来做IC设计，看上去有点“胡闹”。

在施雷的记忆里，1998年的上海是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只要你能想到，先干起 来再说，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施雷认为当时的氛围是十五大提出的“多种所有制”的 方针和当时上海的“尴尬局面”决定的。1999年，施雷参加上海市政府的“创新大会”，做 了一个发言：“上海的软件和北京没有办法比；电脑比联想差得远，家电有长虹和海尔，说 上广电超过长虹、海尔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程控交换机有中兴和华为，上海有什么？”接着， 他又提出一个口号，“IT的核心是集成电路，上海在集成电路方面有优势。”当时上海科委 的张鳌和新黄埔的吴名烈持同样观点。“我们提出集成电路对上海的重要性，是希望得到政 府的重视，那些输掉的已经输掉了，我们这一块还没有输，政府要多关心关心。”

2000年8月4日，复旦微电子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融资1亿港元，成为国内惟一一家 集成电路设计上市公司，施雷和复旦微电子也成为新闻媒体的“爆料”。“复旦微电子上市之 后，芯片设计成了上海的一个热门行业，出现了四五十家芯片设计公司，后来有企业向政府 抱怨资金有问题，人才流失严重，政府会反问，人家复旦微电子怎么没有这些问题？”

有高手较劲才能舒服

“政府对我们确实非常关心，但是也有一件伤心的事情，因为华虹集团实在太大了，政 府最关心的还是华虹NEC。”提到华虹时，施雷的情绪非常复杂，一方面华虹的存在多少让 复旦微电子有些“失宠”，另一方面，施雷也觉得自己的发展离不开来自华虹这些IC企业的 强大压力。

以华虹为核心的909工程总投资100亿元，是国内电子行业最大的投资项目。“907、908 工程均不在上海，909工程到上海来绝对是好事，这代表上海在国家布局中的地位。909进 来的时候是0.35微米的技术，在当时最领先，后来在上海0.18微米领先了，就有人怀疑， 909放在上海好不好？这是短视的想法，当然好，这个谈也不要去谈！没有前期的势头怎么 会有后期的发展？过去，国际IC企业对上海不屑一顾，现在不是抢着进来吗？”施雷说。

909是向国家要的项目，后来0.18微米的中芯国际进入上海，走专业代工的路子；宏力也进 入了，张江高科技园区招商引资成功，里面布满了IC企业。

“上海IC产业的发展，复旦微电子是起到了作用的，2000年上市在国际IC产业影响 很大，现在大家承认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中心肯定在上海，我们好像只是在中间凑凑热闹。你 可以说华虹的意义多么重大，但对于创业者来说，谁能否认复旦微电子的意义？中国第一家 上市IC设计企业就是我们造出来的，我们解决了很多IC设计企业如何发展的疑问，为政府 提供了一个样板，在同样的政策下做得比别人好，大家看不到复旦微电子是因为复旦微电子 就在身边。”

当时的华虹NEC拿到约50亿的资金，其中约30多亿投入工厂，剩下的投资5个芯片 设计公司（配套公司）， 每个投资1亿，1998年12月成立的南方华虹就是其中的一家。在 1997年和1998年，复旦也在“仰着脑袋”等着，看华虹的1个亿能不能投到复旦微电子来， 结果没有等到这笔投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施雷在香港股市上找到了投资。用他的话来 说，如果当时华虹相中了复旦微电子，复旦微电子就没有机会上市。复旦微电子上市后名声 大振，“引入投资后我们就吃香了，大家都来抢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华虹还把复旦大学专用 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闵昊请去做了南方华虹的总经理。”

“现在闵昊在那里，我睡觉的时候要想一想，想想南方华虹的优势在哪里，再想想自己 的优势在哪里。做企业如果有高手对着较劲才会舒服。”在施雷眼里，闵昊是个“高手”。

施雷承认南方华虹“做得很好，一直给他很大的压力”，同时复旦微电子也给南方华虹 很大压力。开始的时候，南方华虹有优势，手里有一个多亿，施雷拼拼凑凑才700多万。南 方华虹背靠信息产业部，有最大的资源优势，与南方华虹相比，施雷承认当时的复旦微电子 是“航空母舰面前的小舢板”。“他可以从容地布大局，我只能打游击战，这个市场打一点， 那个市场打一点，把士气凝聚起来，如果士气凝聚不起来，和南方华虹比我们一点优势也没 有。”施雷说。

施雷擅长集中所有的资源并对其做最佳调配，他认为，企业家要在自己擅长的地方放开 手脚做，自己不擅长的地方不要异想天开。1999年复旦微电子新产品不断推出。施雷说：“他 （闵昊和南方华虹）肯定感受到来自我的压力，但人家做得确实漂亮，就是不乱阵脚。我觉 得当时南方华虹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不能走复旦微电子的路，必须集中精力把决定自己胜 负的东西做出来，所以他忍受着不出新产品、持续亏损的压力全心全意做市政府交给他的重 大项目，这绝对是大将风度。”

2000年复旦微电子成功上市，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影响面上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人 家（闵昊和南华虹）不为所动，我非常珍惜这种竞争，非常欣赏他做的事情，至少他们不让 我们松懈，我们也不会让他们松懈。”